乾隆三十三年（公元1768年）六月初五，揚州鹽院，新到任的兩淮鹽運使尤拔世揮毫而就，向遠在京師的乾隆帝上一道奏摺，彙報了一下他的工作心得。

然而，這份內容看似簡單的政務報告，卻隱藏著殺機！

「上年普福奏請豫提戊子綱引目，仍令各商每引繳銀三兩以備公用，共繳貯運庫銀二十七萬八千兩有零。普福任內，共動支過銀八萬五千餘兩，其餘現存十九萬餘兩，請交內務府查收。」—《清高宗實錄.卷之八百十二》

揚州兩淮都轉鹽運使司衙署

什麼意思？

就是說，自己的前一任鹽運使普福，在去年（乾隆三十二年）已經奏請朝廷同意，提前將今年的鹽引錢收進鹽院的金庫了，金額高達二十七萬八千餘兩，除去他用去的八萬五千餘兩外，我將剩餘的鹽引庫銀共計十九餘萬兩上繳內務府，也算完成了今年鹽業稅賦的任務。

六月初七，在養心殿批閱奏章的乾隆帝，看了尤拔世的這份報告後，不由心生疑竇，他意識到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，自己的錢袋子被人動了，有人黑了他的錢。

因為按照戶部的說法，他們並沒有揚州鹽院預提鹽引的備案；而最為重要的是，除了尤拔世外，歷任兩淮鹽運使都沒有奏明私自動用過鹽引的錢。

乾隆自己算了一筆賬，自乾隆十一年（公元1746年）改革鹽引制度，允許本年提前銷售第二年部分鹽引定額後，每年的定額數為二十萬至四十萬不等，如果每引都以三兩白銀計算的話，那麼從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二年的二十餘年間，預提鹽引的收入應該有千萬餘兩。
銀子，是大清的基礎貨幣

鹽引，清代鹽商賣鹽的許可證

但實際上，別說乾隆自己，就連戶部的主事都沒有看到這筆巨款。

「此項銀兩該鹽政等，何以歷來並未奏明私行動用？甚可駭異。因令軍機大臣檢查戶部檔案並無造報派項用數文冊可稽，顯有朦混不清，私行侵蝕情弊。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後，每年提引自二十萬至四十萬不等，若以每引三兩計算，二十年來銀數應有千萬餘兩。」—《清高宗實錄.卷之八百十二》

把賬算清楚後的乾隆帝，震怒不已，當即密令江蘇巡撫彰寶前往揚州查辦此事，只是彰寶這一查，結果卻讓乾隆帝觸目驚心。

二十年來，兩淮鹽運使預提鹽引收入高達一千零九十餘萬兩，除去歷年置辦貢品和鹽院各項開支的四百六十七萬餘兩外，竟然還有六百餘萬兩的銀子沒有入庫。

「查歷年提引各商，共獲餘利銀一千九十餘萬兩。據稱，歷年辦貢及豫備差務，共用過銀四百六十七萬餘兩，尚有各商未繳餘利銀六百數十餘萬兩。」—《清高宗實錄.卷之八百十二》
乾隆畫像

這樣的結果，對極度缺錢的乾隆來說是非常痛苦的，大清花錢的地方太多了，何況，西南前線的將士還等著朝廷的軍餉呢（清緬戰爭）。

盛怒之餘，乾隆下了一道聖旨，不僅要追查自乾隆十一年來歷任兩淮鹽運使所貪之銀，還要揚州鹽商補繳這一千餘萬兩的白銀，否則人頭落地，性命不保！

「傳諭彰寶等按款查究，除摺內所稱綱引應交官帑，各商未繳餘利六百數十餘萬兩，並該商等代鹽政等一切冒濫支銷，應行追出歸公之項，自應按數查辦外。至歷任鹽政等，如此任意侵肥，審明有應著追之項。如力不能完，亦應於商人等名下按數分賠。再該鹽政等在任日久，其中必有留寄兩淮等處，令商人生息漁利情事，該商等即應一一供明，和盤托出，如此時稍有含糊，將來一經發覺，亦惟該商等是問。」—《清高宗實錄.卷之八百十二》

聖旨一下，揚州鹽商人心惶惶，這可是傾家蕩產的節奏！
清人繪《巨富鹽商聚會圖》

怎麼辦？

關鍵時刻，有一個人站了出來，將全部罪責獨攬其身，他就是被乾隆引為知己的揚州鹽業總商之一，御賜布政使之銜的江春。

江春，一介商人，他究竟有什麼能耐，能被皇帝引為知己？既是皇帝知己，又為何聯合兩淮鹽運使和揚州鹽商共同欺瞞乾隆？難道他不怕殺頭，不怕被誅九族嗎？

江春，字穎長，號鶴亭，又號廣達，大清安徽布政使司徽州府歙縣江村人，他之所以被乾隆引為知己，和其身份、財富是分不開的。

能成為兩淮鹽業的總商之一，除了自己在商場上的經營外，還得益於朝廷的恩賜。但徽商是儒商，有了財富之後，在官場上打通自己的人脈，在文壇上廣結善緣，也是徽商的天性使然。
《大清鹽商》中以江春為原型的汪朝宗

揚州碼頭的繁華

正因為如此，乾隆皇帝下江南巡視，只要涉及到花錢的地方，官府都會把江春推到前台，由他來解決。

但接待皇帝是一項艱巨的工作，尺寸的拿捏要穩，不然，後果堪憂。

乾隆南巡，除了遊山玩水的心思外，還帶著更多的政治考量，所以，要想完成接待工作，除了要滿足乾隆的口舌之欲外，還要配合乾隆的政治作秀。

只是，乾隆十六年（公元1751年），乾隆帝第一次南巡，距康熙四十六年（公元1707年），康熙帝最後一次南巡已經過去了四十四年，期間因為雍正對奢靡之風的打擊，江南各省府早已丟失了當年接待康熙的章程。

毫無接待經驗的江春，只得硬著頭皮擬定了所有的接待事宜。

他如何做的呢？

他沒有聽從乾隆自己提出「力屏浮華」的要求，而是以「地方文武官員身著朝服，和耆老、縉紳、生員等跪伏恭迎，八十歲以上老翁老婦穿黃布或黃絹外褂、手執高香跪接，並在河道設龍舟燈舫，營造巷舞衙歌盛景」①的方式，迎接聖駕。
《萬笏朝天圖卷》中繪畫的乾隆南巡景象

《萬笏朝天圖卷》局部

就是這次接駕的籌劃，加上兩淮鹽業總商的身份，讓江春進入了乾隆的眼中。

此後，乾隆二十二年，乾隆二十七年、乾隆三十年的三次南巡都由江春籌備接駕，而每一次他都能想出不同的心思，玩出不同的花樣，讓乾隆開懷不已，龍顏大悅，滿足了乾隆的虛榮心。

正是這四次南巡，乾隆記住了江春，並先後賜江春為內務府奉宸苑卿、布政使的官職，還誥封江春為光祿大夫，賞戴孔雀翎。

因為會玩，乾隆把江春引為知己。

「春掃除宿戒，懋著勞績，自錫宴加級外，拜恩優渥，不可殫述。」—《歙縣誌》

既然有了官職在身，又和皇帝成了知己，那江春為什麼還要和兩淮鹽運使及其他總商欺騙乾隆呢？
《大清鹽商》中的乾隆形象

問題就在這裡！

世人都知道揚州的徽州鹽商富甲天下，但他們有口難言！

正因為有錢，他們成了揚州地頭上大小官員眼中的肥肉，誰都想從他們身上撕下一塊肉來，就更別說他們的直接管理者，兩淮鹽運使了。

而且，作為好儒的徽州商人，還有一個特性，即喜歡修建園林，舉辦詩會，廣交文友，這都是要大把大把的花錢的。

除此外，徽州鹽商們還要反哺徽州故里，在家鄉修橋鋪路，建設書院，又是一筆巨額的支出。

這樣一來，銀子根本不夠用。

當然，乾隆四次南巡，以江春為首的徽州鹽商，前後投入的銀子高達數百萬之巨，加上向朝廷捐輸的銀子就更多了。

再大的財力，也經不起這樣的消耗。故而，乾隆十一年改革實施的預提鹽引制，讓花錢如流水的徽州鹽商們，從中看到了可彌補虧損的操作空間。

不僅是他們，乾隆帝欽定的兩淮鹽運使也從中發現了致富的捷徑。

雙方一拍即合，各取所需！
《萬笏朝天圖卷》局部

《萬笏朝天圖卷》局部

既然如此，有人又要問了，這新上任的兩淮鹽運使尤拔世，為何沒有和鹽商打成一片呢？是他為官清廉嗎？

當然不是。

事情的起因非常簡單，因為尤拔世上任後，沒有向鹽商們售賣乾隆三十四年的預提鹽引，反而直接找鹽商行賄，被鹽商們拒絕了。

而且鹽商們心中也有所持，除了總商江春簡在帝心外，兩淮鹽業上下，即歷任鹽運使和鹽院其他官員，加上揚州鹽商，已經形成了一股利益團體。

而在尤拔世之前，擔任兩淮鹽運使的還有一位乾隆帝的小舅子，他叫高恆，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，和鹽商們的關係非常融洽，是鹽商們在京師的最大靠山。

所以，鹽商們根本不把尤拔世放在眼裡，站在他們的立場上，尤拔世必須按兩淮的規矩來。
《大清鹽商》中以尤拔世為原型的阿克占

而性格素來謙和的江春，也對尤拔世的行事頗有微詞，為了兩淮鹽業的共同利益，他沒有主動向尤拔世服軟。

只是誰也沒有想到，尤拔世在索賄不成的情況下，根本沒有去想著售賣預提鹽引，轉身就向乾隆告了密，兩淮鹽政長達二十餘年的官商之間的潛規則，就這樣被捅破了。

為了不讓鹽商全軍覆沒，江春頂著極大的壓力，把和鹽院各級官員通秘合作，侵吞銀子的罪責全部承擔了下來。

面對皇帝追繳欠銀的怒火，他以長者之風的氣概，承擔了大部分的補繳額度，拯救了揚州鹽商。

「公（江春）慨然一以身當。廷訊時，唯扣頭引罪，絕無牽引。上素愛公，又嘉其臨危不亂，有長者風，特予赦免。其他鹽政諸大吏，咸伏歐刀，而公與群商拜恩而返。」——《小倉山房文集》
《兩淮鹽法圖》中鹽場向貨船發貨的繁榮景象

結局：

兩淮提引案是乾隆朝三大貪腐案之一。

查清楚後，乾隆並沒有因此對鹽商大開殺戒，只是將補繳的期限放寬，沒有逼迫鹽商們立即拿出現銀，而是分十年還清。

除此外，乾隆四十五年、乾隆四十九年的兩次南巡，依然由江春負責接駕，所用銀兩都由徽州鹽商們掏腰包，只是這兩次，他們無法彌補自己的虧損了。

當然，兩淮提引案的後遺症，對江春來說，還遠不止如此！

乾隆三十六年的皇太后八十壽誕，三十八年的大小金川用兵，四十七年的黃河築堤，五十三年的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等等，每逢朝廷大事，江春都領銜捐輸，數額高達九百萬兩之巨。②

而乾隆三十六年，乾隆五十年，乾隆帝突然心血來潮，從自己的內帑銀中分別拿出三十萬兩、二十五萬兩，以賞錢的形式借給江春，作為其經營的本錢。

只是皇帝的錢是那麼好拿的？江春深知皇帝的意思，賺取的利潤全部上繳，不得不成為乾隆的私人理財官。
徽商商訓

乾隆五十四年（公元1789年），飽受壓力的江春病逝，時年六十九歲，而在他離世前，變賣部分家產歸還了乾隆五十年的內帑借款。

縱使身為兩淮鹽業總商，富甲天下，又哪裡受得起如此輸出，江春死後，江家家道就此中落，「身歿之日，家無餘財。」③

而他死後的第四年，即乾隆五十八年，乾隆帝借撫恤為名，把江家的一處私家園林充為皇家所有，卻又令其養子成為皇家的理財官。

「江廣達充當總商有年，辦理公務尚為出力。今念伊繼子生計艱窘，自當量加軫恤。江廣達舊有康山園一處，本家無力修葺。著傳諭董椿，即令眾商出銀五萬兩承買作為公產，其銀兩即賞給江振鴻（江春養子）營運，毋庸起息。又江廣大舊借帑項二十五萬兩，業經繳還，著於交內務府閑款撥借五萬兩，照例起息，其所借本銀不妨令其從容繳納。江振鴻得此十萬兩作為營運資本，伊家生計自必漸次寬裕，以示體恤。」—《兩淮鹽法志》
徽商家族

汪郎說：

江春是清朝中葉徽州商人的傑出代表，他的成就，無論是財力，還是名望，在清代徽商之中無疑是最高的，時人稱他為「鹽商之冠，時謂以布衣上交天子。」④

然而，他的經歷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，皇權時代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和皇帝交朋友那只是奢望，沒被砍頭，除了幸運之外，還得感謝自己有存在的價值。

同時，江春的財富變化還向我們透露了一個微妙的信息，大清在乾隆的統治下，已經在盛世之中散發出一絲衰敗的氣息。

而號稱富甲天下的徽州鹽商，雖掌握天下財脈，但依舊被時代所束縛，淪為皇家賺錢的工具。

大清，在世界落伍了！

註：

①《萬笏朝天圖卷》

②捐輸次數及金額，依據嘉慶《兩淮鹽法志》所得。

③袁枚，《小倉山房文集》

④《歙縣誌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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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五十三年清朝地圖